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既醉》，大（太）平也。醉酒饱德，人有士君子之行焉。”三家诗无异义。宋严粲《诗缉》云：“此诗成王祭毕而燕（宴）臣也。太平无事，而后君臣可以燕饮相乐，故曰太平也。讲师言醉酒饱德，止章首二语；又言人有士君子之行，非诗意矣。”对《毛诗序》之说认同前半部分而否定后半部分。朱熹《诗集传》则说此诗系“父兄所以答《行苇》之诗，言享其饮食恩意之厚，而愿其受福如此也”，但其说实臆测之辞，不可信。今人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谓“这是周王祭祀祖先，祝官代表神主对主祭者周王的祝辞”，高亨《诗经今注》谓“这首诗当是祝官致嘏辞后所唱的歌，可以称为嘏歌”，嘏歌是一种特定的祝辞，故程、高二说实际上相同，兹从之。

诗以“既”字领起，用的虽是赋法，但并不平直，相反，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，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评曰“起得飘忽”，颇为中肯。而“既醉以酒”，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；“既饱以德”，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，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。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，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。因此，神主代表神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，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诗的前两章，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，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，便预祝他万年长寿，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。而第三章末二句“令终有俶，公尸嘉告”，直接点出公尸，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，诚如陈子展所云，“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”。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，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，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，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。“其告维何”、“其类维何”、“其胤维何”、“其仆维何”云云，等于现代汉语“他的……是什么？他的……是……”这样的结构。这五章中，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，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。从尽孝、治家、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，显出神意之确凿。诗的中心词不外“德”、“福”二字，主祭者周王有德行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指出：“首二章福德双题，三章单承德字，四章以下皆言福，盖借嘏词以传神意耳。然非有是德何以膺是福？”其说不为无据。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，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，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，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。

从诗的艺术手法看，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。《诗经》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，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，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（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），却是并不多见的。其实，接第三章“公尸嘉告”句的第四章“其告维何”句、接第五章“永锡尔类”句的第六章“其类维何”句、接第六章“永锡祚胤”句的第七章“其胤维何”句、接第七章“景命有仆”句的第八章“其仆维何”句，若改为“嘉告维何”、“尔类维何”、“祚胤维何”、“有仆维何”，也完全可以，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。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，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，而仍收“蝉联而下，次序分明”（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）之效，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，实在令人拍案叫绝。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（如“高朗令终”与“令终有俶”、“朋友攸摄”与“摄以威仪”、“君子有孝子”与“孝子不匮”）连成一片，令人读来真有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之感。由此可见，《颂》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