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道
原道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
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
故道有君子小人,而德有凶有吉。
老子之小仁义,非毁之也,其见者小也。
坐井而观天,曰天小者,非天小也。
彼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其小之也则宜。
其所谓道,道其所道,非吾所谓道也。
其所谓德,德其所德,非吾所谓德也。
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
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
周道衰,孔子没,火于秦,黄老于汉,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
其言道德仁义者,不入于杨,则归于墨;不入于老,则归于佛。
入于彼,必出于此。
入者主之,出者奴之;入者附之,出者污之。
噫!
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孰从而听之?
老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
”佛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
”为孔子者,习闻其说,乐其诞而自小也,亦曰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
不惟举之于口,而又笔之于其书。
噫!
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其孰从而求之?
甚矣,人之好怪也,不求其端,不讯其末,惟怪之欲闻。
古之为民者四,今之为民者六。
古之教者处其一,今之教者处其三。
农之家一,而食粟之家六。
工之家一,而用器之家六。
贾之家一,而资焉之家六。
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?
古之时,人之害多矣。
有圣人者立,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
为之君,为之师。
驱其虫蛇禽兽,而处之中土。
寒然后为之衣,饥然后为之食。
木处而颠,土处而病也,然后为之宫室。
为之工以赡其器用,为之贾以通其有无,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,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,为之礼以次其先后,为之乐以宣其湮郁,为之政以率其怠倦,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
相欺也,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
相夺也,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
害至而为之备,患生而为之防。
今其言曰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
剖斗折衡,而民不争。
”呜呼!
其亦不思而已矣。
如古之无圣人,人之类灭久矣。
何也?
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,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是故君者,出令者也;臣者,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;民者,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者也。
君不出令,则失其所以为君;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,则失其所以为臣;民不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,则诛。
今其法曰,必弃而君臣,去而父子,禁而相生相养之道,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
呜呼!
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,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,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帝之与王,其号虽殊,其所以为圣一也。
夏葛而冬裘,渴饮而饥食,其事虽殊,其所以为智一也。
今其言曰: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”?
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: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?
”责饥之食者曰: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?
”传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
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,将以有为也。
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,灭其天常,子焉而不父其父,臣焉而不君其君,民焉而不事其事。
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
经曰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。
”《诗》曰: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”今也举夷狄之法,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,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?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,何也?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。
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
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
其文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;其法:礼、乐、刑、政;其民:士、农、工、贾;其位: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;其服:麻、丝;其居:宫、室;其食: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
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
是故以之为己,则顺而祥;以之为人,则爱而公;以之为心,则和而平;以之为天下国家,无所处而不当。
是故生则得其情,死则尽其常。
效焉而天神假,庙焉而人鬼飨。
曰:“斯道也,何道也?
”曰: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
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
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
由周公而上,上而为君,故其事行。
由周公而下,下而为臣,故其说长。
然则如之何而可也?
曰:“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。
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。
明先王之道以道之,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
其亦庶乎其可也!

原道译文
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,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,非毁之也,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,曰天小者,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,道其所道,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,德其所德,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博爱叫做“仁”,恰当地去实现“仁”就是“义”,沿着“仁义”之路前进便为“道”,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,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“德”。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,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,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,而德有吉德和凶德。老子轻视仁义,并不是诋毁仁义,而是由于他的观念狭小。好比坐在里井看天的人,说天很小,其实天并不小。老子把小恩小惠认为仁,把谨小慎微认为义,他轻视仁义就是很自然的了。老子所说的道,是把他观念里的道当作道,不是我所说的道。他所说的德,是把他观念里的德当作德,不是我所说的德。凡是我所说的道德,都是结合仁和义说的,是天下的公论。老子所说的道德,是抛开了仁和义说的,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。

周道衰,孔子没,火于秦,黄老于汉,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,不入于杨,则归于墨;不入于老,则归于佛。入于彼,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,出者奴之;入者附之,出者污之。噫!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孰从而听之?老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,习闻其说,乐其诞而自小也,亦曰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不惟举之于口,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!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其孰从而求之?自从周道衰落,孔子去世以后,秦始皇焚烧诗书,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,佛教盛行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,不归入杨朱学派,就归入墨翟学派;不归入道学,就归入佛学。归入了那一家,必然轻视另外一家。尊崇所归入的学派,就贬低所反对的学派;依附归入的学派,就污蔑反对的学派。唉!后世的人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,到底听从谁的呢?道家说:“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。”佛家也说:“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。”研究孔学的人,听惯了他们的话,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言论而轻视自己,也说“我们的老师曾向他们学习”这一类话。不仅在口头说,而且又把它写在书上。唉!后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关于仁义道德的学说,又该向谁去请教呢?

甚矣,人之好怪也,不求其端,不讯其末,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,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,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,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,而用器之家六。贾之家一,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?人们喜欢听怪诞的言论真是太过份了!他们不探求事情的起源,不考察事情的结果,只喜欢听怪诞的言论。古代的人民只有四类,今天的人民有了六类。古代负有教育人民的任务的,只占四类中的一类,今天却有三类。务农的一家,要供应六家的粮食;务工的一家,要供应六家的器用;经商的一家,依靠他服务的有六家。又怎么能使人民不因穷困而去偷盗呢?

古之时,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,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,为之师。驱其虫蛇禽兽,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,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,土处而病也,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,为之贾以通其有无,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,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,为之礼以次其先后,为之乐以宣其湮郁,为之政以率其怠倦,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,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相夺也,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,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,而民不争。”呜呼!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,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?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,无爪牙以争食也。古时候,人民的灾害很多。有圣人出来,才教给人民以相生相养的生活方法,做他们的君王或老师。驱走那些蛇虫禽兽,把人们安顿在中原。天冷就教他们做衣裳,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。栖息在树木上容易掉下来,住在洞穴里容易生病,于是就教导他们建造房屋。又教导他们做工匠,供应人民的生活用具;教导他们经营商业,调剂货物有无;发明医药,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;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,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恩爱感情;制定礼节,以分别尊卑秩序;制作音乐,以宣泄人们心中的郁闷;制定政令,以督促那些怠惰懒散的人;制定刑罚,以铲除那些强暴之徒。因为有人弄虚作假,于是又制作符节、印玺、斗斛、秤尺,作为凭信。因为有争夺抢劫的事,于是设置了城池、盔甲、兵器来守卫家国。总之,灾害来了就设法防备;祸患将要发生,就及早预防。如今道家却说:“如果圣人不死,大盗就不会停止。只要砸烂斗斛、折断秤尺,人民就不会争夺了。”唉!这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话罢了。如果古代没有圣人,人类早就灭亡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人们没有羽毛鳞甲以适应严寒酷暑,也没有强硬的爪牙来夺取食物。

是故君者,出令者也;臣者,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;民者,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,则失其所以为君;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,则失其所以为臣;民不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,则诛。今其法曰,必弃而君臣,去而父子,禁而相生相养之道,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!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,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,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因此说,君王,是发布命令的;臣子,是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的;百姓,是生产粮食、丝麻,制作器物,交流商品,来供奉在上统治的人的。君王不发布命令,就丧失了作为君王的权力;臣子不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,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职责;百姓不生产粮食、丝麻、制作器物、交流商品来供应在上统治的人,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如今佛家却说,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,消除你们的父子关系,禁止你们相生相养的办法,以便追求那些所谓清净寂灭的境界。唉呀!他们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后,没有被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所贬斥。他们又不幸而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,没有受到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的教导。

帝之与王,其号虽殊,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,渴饮而饥食,其事虽殊,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: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”?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: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?”责饥之食者曰: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?”传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,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,灭其天常,子焉而不父其父,臣焉而不君其君,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: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”今也举夷狄之法,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,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?五帝与三王,他们的名号虽然不同,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。夏天穿葛衣,冬天穿皮衣,渴了要喝水,饿了要吃饭,这些事情虽然各不相同,但它们同样是人类的智慧。如今道家却说:“为什么不实行远古的无为而治呢?”这就好象怪人们在冬天穿皮衣:“为什么你不穿简便的葛衣呢”或者怪人们饿了要吃饭:“为什么不光喝水,岂不简单得多!”《礼记》说:“在古代,想要发扬他的光辉道德于天下的人,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;要治理好他的国家,一定要先整顿好他的家庭;要整顿好他的家庭,必须先进行自身的修养;要进行自我修养,必须先端正自己的思想;要端正自己的思想,必须先使自己具有诚意。”可见古人所谓正心和诚意,都是为了要有所作为。如今那些修心养性的人,却想抛开天下国家,灭绝天性,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,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当作君上,做百姓的不做他们该做的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对于采用夷狄礼俗的诸侯,就把他们列入夷狄;对于采用中原礼俗的诸侯,就承认他们是中国人。《论语》说:“夷狄虽然有君主,还不如中国的没有君主。”《诗经》说:“夷狄应当攻击,荆舒应当惩罚。”如今,却尊崇夷礼之法,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,那么我们不是全都要沦为夷狄了?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,何也?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。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;其法:礼、乐、刑、政;其民:士、农、工、贾;其位: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;其服:麻、丝;其居:宫、室;其食: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,则顺而祥;以之为人,则爱而公;以之为心,则和而平;以之为天下国家,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,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,庙焉而人鬼飨。曰:“斯道也,何道也?”曰: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,上而为君,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,下而为臣,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?曰:“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。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,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!”我所谓先王的政教,是什么呢?就是博爱即称之为仁,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。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。自身具有而不依赖外界的叫做德。讲仁义道德的书有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。体现仁义道德的法式就是礼仪、音乐、刑法、政令。它们教育的人民是士、农、工、商,它们的伦理次序是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兄弟、夫妇,它们的衣服是麻布丝绸,它们的居处是房屋,它们的食物是粮食、瓜果、蔬菜、鱼肉。它们作为理论是很容易明白的,它们作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。所以,用它们来教育自己,就能和顺吉祥;用它们来对待别人,就能做到博爱公正;用它们来修养内心,就能平和而宁静;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,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。因此,人活着就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,死了就是结束了自然的常态。祭天则天神降临,祭祖则祖先的灵魂来享用。有人问:“你这个道,是什么道呀?”我说:“这是我所说的道,不是刚才所说的道家和佛家的道。这个道是从尧传给舜,舜传给禹,禹传给汤,汤传给文王、武王、周公,文王、武王、周公传给孔子,孔子传给孟轲,孟轲死后,没有继承的人。只有荀卿和扬雄,从中选取过一些但选得不精,论述过一些但并不全面。从周公以上,继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,所以儒道能够实行;从周公以下,继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,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。那么,怎么办才能使儒道获得实行呢?我以为:不堵塞佛老之道,儒道就不得流传;不禁止佛老之道,儒道就不能推行。必须把和尚、道士还俗为民,烧掉佛经道书,把佛寺、道观变成平民的住宅。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,使鳏寡孤独、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,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!

博爱叫做“仁”,恰当地去实现“仁”就是“义”,沿着“仁义”之路前进便为“道”,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,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“德”。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,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,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,而德有吉德和凶德。老子轻视仁义,并不是诋毁仁义,而是由于他的观念狭小。好比坐在里井看天的人,说天很小,其实天并不小。老子把小恩小惠认为仁,把谨小慎微认为义,他轻视仁义就是很自然的了。老子所说的道,是把他观念里的道当作道,不是我所说的道。他所说的德,是把他观念里的德当作德,不是我所说的德。凡是我所说的道德,都是结合仁和义说的,是天下的公论。老子所说的道德,是抛开了仁和义说的,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。 自从周道衰落,孔子去世以后,秦始皇焚烧诗书,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,佛教盛行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,不归入杨朱学派,就归入墨翟学派;不归入道学,就归入佛学。归入了那一家,必然轻视另外一家。尊崇所归入的学派,就贬低所反对的学派;依附归入的学派,就污蔑反对的学派。唉!后世的人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,到底听从谁的呢?道家说:“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。”佛家也说:“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。”研究孔学的人,听惯了他们的话,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言论而轻视自己,也说“我们的老师曾向他们学习”这一类话。不仅在口头说,而且又把它写在书上。唉!后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关于仁义道德的学说,又该向谁去请教呢? 人们喜欢听怪诞的言论真是太过份了!他们不探求事情的起源,不考察事情的结果,只喜欢听怪诞的言论。古代的人民只有四类,今天的人民有了六类。古代负有教育人民的任务的,只占四类中的一类,今天却有三类。务农的一家,要供应六家的粮食;务工的一家,要供应六家的器用;经商的一家,依靠他服务的有六家。又怎么能使人民不因穷困而去偷盗呢? 古时候,人民的灾害很多。有圣人出来,才教给人民以相生相养的生活方法,做他们的君王或老师。驱走那些蛇虫禽兽,把人们安顿在中原。天冷就教他们做衣裳,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。栖息在树木上容易掉下来,住在洞穴里容易生病,于是就教导他们建造房屋。又教导他们做工匠,供应人民的生活用具;教导他们经营商业,调剂货物有无;发明医药,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;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,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恩爱感情;制定礼节,以分别尊卑秩序;制作音乐,以宣泄人们心中的郁闷;制定政令,以督促那些怠惰懒散的人;制定刑罚,以铲除那些强暴之徒。因为有人弄虚作假,于是又制作符节、印玺、斗斛、秤尺,作为凭信。因为有争夺抢劫的事,于是设置了城池、盔甲、兵器来守卫家国。总之,灾害来了就设法防备;祸患将要发生,就及早预防。如今道家却说:“如果圣人不死,大盗就不会停止。只要砸烂斗斛、折断秤尺,人民就不会争夺了。”唉!这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话罢了。如果古代没有圣人,人类早就灭亡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人们没有羽毛鳞甲以适应严寒酷暑,也没有强硬的爪牙来夺取食物。 因此说,君王,是发布命令的;臣子,是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的;百姓,是生产粮食、丝麻,制作器物,交流商品,来供奉在上统治的人的。君王不发布命令,就丧失了作为君王的权力;臣子不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,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职责;百姓不生产粮食、丝麻、制作器物、交流商品来供应在上统治的人,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如今佛家却说,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,消除你们的父子关系,禁止你们相生相养的办法,以便追求那些所谓清净寂灭的境界。唉呀!他们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后,没有被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所贬斥。他们又不幸而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,没有受到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的教导。 五帝与三王,他们的名号虽然不同,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。夏天穿葛衣,冬天穿皮衣,渴了要喝水,饿了要吃饭,这些事情虽然各不相同,但它们同样是人类的智慧。如今道家却说:“为什么不实行远古的无为而治呢?”这就好象怪人们在冬天穿皮衣:“为什么你不穿简便的葛衣呢”或者怪人们饿了要吃饭:“为什么不光喝水,岂不简单得多!”《礼记》说:“在古代,想要发扬他的光辉道德于天下的人,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;要治理好他的国家,一定要先整顿好他的家庭;要整顿好他的家庭,必须先进行自身的修养;要进行自我修养,必须先端正自己的思想;要端正自己的思想,必须先使自己具有诚意。”可见古人所谓正心和诚意,都是为了要有所作为。如今那些修心养性的人,却想抛开天下国家,灭绝天性,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,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当作君上,做百姓的不做他们该做的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对于采用夷狄礼俗的诸侯,就把他们列入夷狄;对于采用中原礼俗的诸侯,就承认他们是中国人。《论语》说:“夷狄虽然有君主,还不如中国的没有君主。”《诗经》说:“夷狄应当攻击,荆舒应当惩罚。”如今,却尊崇夷礼之法,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,那么我们不是全都要沦为夷狄了? 我所谓先王的政教,是什么呢?就是博爱即称之为仁,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。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。自身具有而不依赖外界的叫做德。讲仁义道德的书有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。体现仁义道德的法式就是礼仪、音乐、刑法、政令。它们教育的人民是士、农、工、商,它们的伦理次序是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兄弟、夫妇,它们的衣服是麻布丝绸,它们的居处是房屋,它们的食物是粮食、瓜果、蔬菜、鱼肉。它们作为理论是很容易明白的,它们作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。所以,用它们来教育自己,就能和顺吉祥;用它们来对待别人,就能做到博爱公正;用它们来修养内心,就能平和而宁静;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,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。因此,人活着就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,死了就是结束了自然的常态。祭天则天神降临,祭祖则祖先的灵魂来享用。有人问:“你这个道,是什么道呀?”我说:“这是我所说的道,不是刚才所说的道家和佛家的道。这个道是从尧传给舜,舜传给禹,禹传给汤,汤传给文王、武王、周公,文王、武王、周公传给孔子,孔子传给孟轲,孟轲死后,没有继承的人。只有荀卿和扬雄,从中选取过一些但选得不精,论述过一些但并不全面。从周公以上,继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,所以儒道能够实行;从周公以下,继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,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。那么,怎么办才能使儒道获得实行呢?我以为:不堵塞佛老之道,儒道就不得流传;不禁止佛老之道,儒道就不能推行。必须把和尚、道士还俗为民,烧掉佛经道书,把佛寺、道观变成平民的住宅。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,使鳏寡孤独、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,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!

原道注解

1
宜:合宜。“义者,宜也。往。和蔼的样子。这里指小恩小惠。琐屑细小的样子。
2
黄老:汉初道家学派,把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共同尊为道家始祖。
3
杨:杨朱,战国时哲学家,主张“轻物重生”、“为我”。
4
墨:墨翟,战国初年的思想家,主张“兼爱”、“薄葬”。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。污蔑,诋毁。
5
诞:荒诞。
6
自小:自己轻视自己。
7
云尔:语助词,相当于“等等”。关于孔子曾向老子请教,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及《孔子家语·观周》都有记载。
8
四:指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类。
9
六:指士、农、工、商,加上和尚、道士。
10
资:依靠。
11
焉:代词,指做生意。
12
宫室:泛指房屋。
13
宣:宣泄。郁闷。
14
强梗:强暴之徒。
15
符:古代一种凭证,以竹、木、玉、铜等制成,刻有文字,双方各执一半,合以验真伪。玉制的印章。量器。秤锤及秤杆。
16
其:指佛家。
17
而:尔,你。下同。佛家以离开一切恶行烦扰为清净。“诸身语意三种妙行,名身语意三种清净,暂永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,故名为清净。梵语“湼盘”的意译。指本体寂静,离一切诸相(现实世界)。“超出世间,深乐寂灭。指夏、商、周三朝。黜(chù处)贬斥。
18
其:指道家。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称“传”。这里的引文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。
19
天常:天性。
20
夷:中国古代汉族对其他民族的通称。
21
进:同化。
22
经:指儒家经典。二句出自《论语·八佾》。引文见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。
23
戎狄:古代西北方的少数民族。
24
膺:攻伐。
25
荆舒:古代指东南方的少数民族。
26
几何:差不多。
27
胥:沦落。郊祀,祭天。
28
假:通“格”,到。
29
庙:祭祖。
30
文:周文王姬昌。
31
武:周武王姬发。
32
周公:姬旦。
33
孟轲:战国时邹(今山东邹县)人。孔子再传弟子,被后来的儒家称为“亚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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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:荀子,名况,又称荀卿、孙卿。战国末年思想家、教育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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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:扬雄(约前53——公元18),字子云,西汉末年文学家、思想家。
36
庐:这里作动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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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居:指佛寺、道观。老而无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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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:老而无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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庶乎:差不多、大概。

原道赏析

《原道》是韩愈复古崇儒、攘斥佛老的代表作。文中观点鲜明,有破有立,引证今古,从历史发展、社会生活等方面,层层剖析,驳斥佛老之非,论述儒学之是,归结到恢复古道、尊崇儒学的宗旨,是唐代古文的杰作。

“原道”,即探求道之本。韩愈认定道的本原是儒家的“仁义道德”,他以继承道统、恢复儒道为己任,排斥“佛老”,抨击藩镇割据,要求加强君主集权,以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。

作者简介

韩愈
韩愈 唐代诗人

韩愈(768年-824年12月25日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省孟州市)人,自称“祖籍昌黎郡”,世称“韩昌黎”、“昌黎先生”。唐代中期大臣,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,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(817年),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,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,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,累迁吏部侍郎,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(824年),韩愈病逝,年五十七,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为“文”,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(1078年),追封昌黎郡伯,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,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

韩愈(768年-824年12月25日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省孟州市)人,自称“祖籍昌黎郡”,世称“韩昌黎”、“昌黎先生”。唐代中期大臣,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,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(817年),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,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,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,累迁吏部侍郎,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(824年),韩愈病逝,年五十七,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为“文”,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(1078年),追封昌黎郡伯,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,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
七月三日,将仕郎、守国子四门博士守愈,谨奉书尚书阁下。
士之能享大名、显当世者,莫不有先达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。
士之能垂休光、照后世者,亦莫不有后进之士、负天下之望者,为之后焉。
莫为之前,虽美而不彰;莫为之后,虽盛而不传。
是二人者,未始不相须也。
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。
岂上之人无可援、下之人无可推欤?
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?
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,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。
故高材多戚戚之穷,盛位无赫赫之光。
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。
未尝干之,不可谓上无其人;未尝求之,不可谓下无其人。
愈之诵此言久矣,未尝敢以闻于人。
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,特立而独行,道方而事实,卷舒不随乎时,文武唯其所用,岂愈所谓其人哉?
抑未闻后进之士,有遇知于左右、获礼于门下者,岂求之而未得邪?
将志存乎立功,而事专乎报主,虽遇其人,未暇礼邪?
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?
愈虽不才,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,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?
古人有言:“请自隗始。
”愈今者惟朝夕刍米、仆赁之资是急,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
如曰:“吾志存乎立功,而事专乎报主。
虽遇其人,未暇礼焉。
”则非愈之所敢知也。
世之龊龊者,既不足以语之;磊落奇伟之人,又不能听焉。
则信乎命之穷也!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,如赐览观,亦足知其志之所存。
愈恐惧再拜。
愈再拜: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。
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。
贫贱也,衣食于奔走,不得朝夕继见。
其后,阁下位益尊,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。
夫位益尊,则贱者日隔;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,则爱博而情不专。
愈也道不加修,而文日益有名。
夫道不加修,则贤者不与;文日益有名,则同进者忌。
始之以日隔之疏,加之以不专之望,以不与者之心,而听忌者之说。
由是阁下之庭,无愈之迹矣。
去年春,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。
温乎其容,若加其新也;属乎其言,若闵其穷也。
退而喜也,以告于人。
其后,如东京取妻子,又不得朝夕继见。
及其还也,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。
邈乎其容,若不察其愚也;悄乎其言,若不接其情也。
退而惧也,不敢复进。
今则释然悟,翻然悔曰:其邈也,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;其悄也,乃所以示其意也。
不敏之诛,无所逃避。
不敢遂进,辄自疏其所以,并献近所为《复志赋》以下十首为一卷,卷有标轴。
《送孟郊序》一首,生纸写,不加装饰。
皆有揩字注字处,急于自解而谢,不能俟更写。
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。
愈恐惧再拜。
月日,居易白。
微之足下: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,凡枉赠答诗仅百篇。
每诗来,或辱序,或辱书,冠于卷首,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,且自叙为文因缘,与年月之远近也。
仆既受足下诗,又谕足下此意,常欲承答来旨,粗论歌诗大端,并自述为文之意,总为一书,致足下前。
累岁已来,牵故少暇,间有容隙,或欲为之;又自思所陈,亦无出足下之见;临纸复罢者数四,卒不能成就其志,以至于今。
今俟罪浔阳,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,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,开卷得意,忽如会面,心所畜者,便欲快言,往往自疑,不知相去万里也。
既而愤悱之气,思有所浊,遂追就前志,勉为此书,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。
夫文,尚矣,三才各有文。
天之文三光首之;地之文五材首之;人之文《六经》首之。
就《六经》言,《诗》又首之。
何者?
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
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,莫始乎言,莫切乎声,莫深乎义。
诗者,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。
上自圣贤,下至愚騃,微及豚鱼,幽及鬼神。
群分而气同,形异而情一。
未有声入而不应、情交而不感者。
圣人知其然,因其言,经之以六义;缘其声,纬之以五音。
音有韵,义有类。
韵协则言顺,言顺则声易入;类举则情见,情见则感易交。
于是乎孕大含深,贯微洞密,上下通而一气泰,忧乐合而百志熙。
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、垂拱而理者,揭此以为大柄,决此以为大窦也。
故闻“元首明,股肱良”之歌,则知虞道昌矣。
闻五子洛汭之歌,则知夏政荒矣。
言者无罪,闻者足诫,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。
洎周衰秦兴,采诗官废,上不以诗补察时政,下不以歌泄导人情。
用至于谄成之风动,救失之道缺。
于时六义始剚矣。
《国风》变为《骚辞》,五言始于苏、李。
《诗》、《骚》皆不遇者,各系其志,发而为文。
故河梁之句,止于伤别;泽畔之吟,归于怨思。
彷徨抑郁,不暇及他耳。
然去《诗》未远,梗概尚存。
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,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。
虽义类不具,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。
于时六义始缺矣。
晋、宋已还,得者盖寡。
以康乐之奥博,多溺于山水;以渊明之高古,偏放于田园。
江、鲍之流,又狭于此。
如梁鸿《五噫》之例者,百无一二。
于时六义浸微矣!陵夷至于梁、陈间,率不过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
噫!风雪花草之物,三百篇中岂舍之乎?
顾所用何如耳。
设如“北风其凉”,假风以刺威虐;“雨雪霏霏”,因雪以愍征役;“棠棣之华”,感华以讽兄弟;“采采芣苡”,美草以乐有子也。
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。
反是者,可乎哉!然则“余霞散成绮,澄江净如练”,“归花先委露,别叶乍辞风”之什,丽则丽矣,吾不知其所讽焉。
故仆所谓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
于时六义尽去矣。
唐兴二百年,其间诗人不可胜数。
所可举者,陈子昂有《感遇诗》二十首,鲍防《感兴诗》十五篇。
又诗之豪者,世称李、杜。
李之作,才矣!奇矣!人不迨矣!索其风雅比兴,十无一焉。
杜诗最多,可传者千余首。
至于贯穿古今,覙缕格律,尽工尽善,又过于李焉。
然撮其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芦子关》、《花门》之章,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之句,亦不过十三四。
杜尚如此,况不迨杜者乎?
仆常痛诗道崩坏,忽忽愤发,或废食辍寝,不量才力,欲扶起之。
嗟乎!事有大谬者,又不可一二而言,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。
仆始生六七月时,乳母抱弄于书屏下,有指“之”字、“无”字示仆者,仆口未能言,心已默识。
后有问此二字者,虽百十其试,而指之不差。
则知仆宿习之缘,已在文字中矣。
及五六岁,便学为诗。
九岁谙识声韵。
十五六,始知有进士,苦节读书。
二十已来,昼课赋,夜课书,间又课诗,不遑寝息矣。
以至于口舌成疮,手肘成胝。
既壮而肤革不丰盈,未老而齿发早衰白;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,动以万数,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,又自悲。
家贫多故,二十七方从乡赋。
既第之后,虽专于科试,亦不废诗。
及授校书郎时,已盈三四百首。
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,见皆谓之工,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。
自登朝来,年齿渐长,阅事渐多。
每与人言,多询时务;每读书史,多求理道。
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
是时皇帝初即位,宰府有正人,屡降玺书,访人急病。
仆当此日,擢在翰林,身是谏官,月请谏纸。
启奏之间,有可以救济人病,裨补时阙,而难于指言者,辄咏歌之,欲稍稍进闻于上。
上以广宸听,副忧勤;次以酬恩奖,塞言责;下以复吾平生之志。
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,言未闻而谤已成矣!又请为左右终言之。
凡闻仆《贺雨诗》,众口籍籍,以为非宜矣;闻仆《哭孔戡诗》,众面脉脉,尽不悦矣;闻《秦中吟》,则权豪贵近者,相目而变色矣;闻《登乐游园》寄足下诗,则执政柄者扼腕矣;闻《宿紫阁村》诗,则握军要者切齿矣!大率如此,不可遍举。
不相与者,号为沽誉,号为诋讦,号为讪谤。
苟相与者,则如牛僧孺之诫焉。
乃至骨肉妻孥,皆以我为非也。
其不我非者,举世不过三两人。
有邓鲂者,见仆诗而喜,无何鲂死。
有唐衢者,见仆诗而泣,未几而衢死。
其余即足下。
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。
呜呼!岂六义四始之风,天将破坏,不可支持耶?
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?
不然,何有志于诗者,不利若此之甚也!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,除读书属文外,其他懵然无知,乃至书画棋博,可以接群居之欢者,一无通晓,即其愚拙可知矣!初应进士时,中朝无缌麻之亲,达官无半面之旧;策蹇步于利足之途,张空拳于战文之场。
十年之间,三登科第,名落众耳,迹升清贯,出交贤俊,入侍冕旒。
始得名于文章,终得罪于文章,亦其宜也。
日者闻亲友间说,礼、吏部举选人,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。
其余诗句,亦往往在人口中。
仆恧然自愧,不之信也。
及再来长安,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,欲聘倡妓,妓大夸曰:“我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,岂同他哉?
”由是增价。
又足下书云:到通州日,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。
何人哉?
又昨过汉南日,适遇主人集众娱乐,他宾诸妓见仆来,指而相顾曰:此是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主耳。
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,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,往往有题仆诗者;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,每有咏仆诗者。
此诚雕篆之戏,不足为多,然今时俗所重,正在此耳。
虽前贤如渊、云者,前辈如李、杜者,亦未能忘情于其间。
古人云:“名者公器,不可多取。
”仆是何者,窃时之名已多。
既窃时名,又欲窃时之富贵,使己为造物者,肯兼与之乎?
今之屯穷,理固然也。
况诗人多蹇,如陈子昂、杜甫,各授一拾遗,而屯剥至死。
孟浩然辈不及一命,穷悴终身。
近日孟郊六十,终试协律;张籍五十,未离一太祝。
彼何人哉!况仆之才又不迨彼。
今虽谪佐远郡,而官品至第五,月俸四五万,寒有衣,饥有食,给身之外,施及家人。
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。
微之,微之!勿念我哉!仆数月来,检讨囊帙中,得新旧诗,各以类分,分为卷目。
自拾遗来,凡所遇所感,关于美刺兴比者;又自武德至元和,因事立题,题为“新乐府”者,共一百五十首,谓之"讽谕诗"。
又或退公独处,或移动病闲居,知足保和,吟玩性情者一百首,谓之”闲适诗“。
又有事物牵于外,情理动于内,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,谓之”感伤诗“。
又有五言、七言、长句、绝句,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,谓之”杂律诗“。
凡为十五卷,约八百首。
异时相见,当尽致于执事。
微之,古人云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
”仆虽不肖,常师此语。
大丈夫所守者道,所待者时。
时之来也,为云龙,为风鹏,勃然突然,陈力以出;时之不来也,为雾豹,为冥鸿,寂兮寥兮,奉身而退。
进退出处,何往而不自得哉!故仆志在兼济,行在独善,奉而始终之则为道,言而发明之则为诗。
谓之讽谕诗,兼济之志也;谓之闲适诗,独善之义也。
故览仆诗者,知仆之道焉。
其余杂律诗,或诱于一时一物,发于一笑一吟,率然成章,非平生所尚者,但以亲朋合散之际,取其释恨佐欢,今铨次之间,未能删去。
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,略之可也。
微之,夫贵耳贱目,荣古陋今,人之大情也。
仆不能远征古旧,如近岁韦苏州歌行,才丽之外,颇近兴讽;其五言诗,又高雅闲淡,自成一家之体,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?
然当苏州在时,人亦未甚爱重,必待身后,人始贵之。
今仆之诗,人所爱者,悉不过杂律诗与《长恨歌》已下耳。
时之所重,仆之所轻。
至于讽谕者,意激而言质;闲适者,思澹而辞迂。
以质合迂,宜人之不爱也。
今所爱者,并世而生,独足下耳。
然百千年后,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,而知爱我诗哉?
故自八九年来,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,小穷则以诗相勉,索居则以诗相慰,同处则以诗相娱。
知吾罪吾,率以诗也。
如今年春游城南时,与足下马上相戏,因各诵新艳小律,不杂他篇,自皇子陂归昭国里,迭吟递唱,不绝声者二十里余。
攀、李在傍,无所措口。
知我者以为诗仙,不知我者以为诗魔。
何则?
劳心灵,役声气,连朝接夕,不自知其苦,非魔而何?
偶同人当美景,或花时宴罢,或月夜酒酣,一咏一吟,不觉老之将至。
虽骖鸾鹤、游蓬瀛者之适,无以加于此焉,又非仙而何?
微之,微之!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、脱踪迹、傲轩鼎、轻人寰者,又以此也。
当此之时,足下兴有余力,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,取其尤长者,如张十八古乐府,李二十新歌行,卢、杨二秘书律诗,窦七、元八绝句,博搜精掇,编而次之,号为《元白往还集》。
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,莫不踊跃欣喜,以为盛事。
嗟乎!言未终而足下左转,不数月而仆又继行,心期索然,何日成就?
又可为之太息矣!仆常语足下,凡人为文,私于自是,不忍于割截,或失于繁多。
其间妍媸,益又自惑。
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,讨论而削夺之,然后繁简当否,得其中矣。
况仆与足下,为文尤患其多。
己尚病,况他人乎?
今且各纂诗笔,粗为卷第,待与足下相见日,各出所有,终前志焉。
又不知相遇是何年,相见是何地,溘然而至,则如之何?
微之知我心哉!浔阳腊月,江风苦寒,岁暮鲜欢,夜长少睡。
引笔铺纸,悄然灯前,有念则书,言无铨次。
勿以繁杂为倦,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。
居易自叙如此,文士以为信然。
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。
董生举进士,屡不得志于有司,怀抱利器,郁郁适兹土。
吾知其必有合也。
董生勉乎哉!夫以子之不遇时,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。
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!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,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?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
董生勉乎哉!吾因子有所感矣。
为我吊望诸君之墓,而观于其市,复有昔时屠狗者乎?
为我谢曰:“明天子在上,可以出而仕矣。
昔疏广、受二子,以年老,一朝辞位而去。
于是公卿设供帐,祖道都门外,车数百辆;道路观者,多叹息泣下,共言其贤。
汉史既传其事,而后世工画者,又图其迹,至今照人耳目,赫赫若前日事。
国子司业杨君巨源,方以能诗训后进,一旦以年满七十,亦白相去,归其乡。
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,今杨与二疏,其意岂异也?
予忝在公卿后,遇病不能出,不知杨侯去时,城门外送者几人,车几辆,马几匹,道旁观者,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;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,继二疏踪迹否,不落莫否。
见今世无工画者,而画与不画,固不论也。
然吾闻杨侯之去,相有爱而惜之者,白以为其都少尹,不绝其禄。
又为歌诗以劝之,京师之长于诗者,亦属而和之。
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,有是事否。
古今人同不同,未可知也。
中世士大夫,以官为家,罢则无所于归。
杨侯始冠,举于其乡,歌《鹿鸣》而来也。
今之归,指其树曰:某树,吾先人之所种也;某水、某丘,吾童子时所钓游也。
”乡人莫不加敬,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。
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,其在斯人欤?
其在斯人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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