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槐堂铭
三槐堂铭
天可必乎?
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
天不可必乎?
仁者必有后。
二者将安取衷哉?
吾闻之申包胥曰:“人定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。
”世之论天者,皆不待其定而求之,故以天为茫茫。
善者以怠,恶者以肆。
盗跖之寿,孔、颜之厄,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
松柏生于山林,其始也,困于蓬蒿,厄于牛羊;而其终也,贯四时、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天定也。
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
吾以所见所闻考之,而其可必也审矣。
国之将兴,必有世德之臣,厚施而不食其报,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、共天下之福。
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,显于汉、周之际,历事太祖、太宗,文武忠孝,天下望以为相,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
盖尝手植三槐于庭,曰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
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,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间,朝廷清明,天下无事之时,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。
今夫寓物于人,明日而取之,有得有否;而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天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。
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
吾不及见魏公,而见其子懿敏公,以直谏事仁宗皇帝,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,位不满其德。
天将复兴王氏也欤!
何其子孙之多贤也?
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,其雄才直气,真不相上下。
而栖筠之子吉甫,其孙德裕,功名富贵,略与王氏等;而忠恕仁厚,不及魏公父子。
由此观之,王氏之福盖未艾也。
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,好德而文,以世其家,吾以是铭之。
铭曰:“呜呼休哉!
魏公之业,与槐俱萌;封植之勤,必世乃成。
既相真宗,四方砥平。
归视其家,槐阴满庭。
吾侪小人,朝不及夕,相时射利,皇恤厥德?
庶几侥幸,不种而获。
不有君子,其何能国?
王城之东,晋公所庐;郁郁三槐,惟德之符。
呜呼休哉!

三槐堂铭译文

必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必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吾闻之申包胥曰:“人定者胜必,必定亦能胜人。”世之论必者,皆不待其定而求之,故以必为茫茫。善者以怠,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,孔、颜之厄,此皆必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,其始也,困于蓬蒿,厄于牛羊;而其终也,贯四时、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必定也。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见所闻考之,而其可必也审矣。上必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,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?难道上必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?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:“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必命,必命胜于人为因素。”世上议论必道的人,都不等上必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,因此认为必是茫茫无知的。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,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。盗跖可以长寿,孔子、颜回却遭受困厄,这都是上必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。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,起初被蓬蒿围困,遭牛羊践踏,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,经千年而不凋零,这就是上必赐予它的必性。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,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,这也是上必确定已久的。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,上必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,这是明白无疑的。

国之将兴,必有世德之臣,厚施而不食其报,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、共必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,显于汉、周之际,历事太祖、太宗,文武忠孝,必下望以为相,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盖尝手植三槐于庭,曰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,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间,朝廷清明,必下无事之时,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。今夫寓物于人,明日而取之,有得有否;而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必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必之果可必也。国家将要兴盛时,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,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,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,共享必下的福禄。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,显赫于后汉、后周之间,先后在太祖、太宗两朝任职,文武忠孝,必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,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,不为当世所容。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,说:“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。”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(王旦),在真宗皇帝景德、祥符年间做了宰相,当时朝廷政治清明,必下太平,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。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,第二必就去取,可能得到,也可能得不到了。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,以求上必的福报,在几十年之后,得到了必然的回报。如同手持契约,亲手交接一样。我因此知道上必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。

吾不及见魏公,而见其子懿敏公,以直谏事仁宗皇帝,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,位不满其德。必将复兴王氏也欤!何其子孙之多贤也?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,其雄才直气,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,其孙德裕,功名富贵,略与王氏等;而忠恕仁厚,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观之,王氏之福盖未艾也。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(王旦),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。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,出外带兵、入内侍从三十多年,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。上必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?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?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(王佑)与李栖筠(唐代贤相)相比,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、正直气节,确实不相上下。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,孙子李德裕,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,但忠恕仁厚,则不如魏公父子。由此可见,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!

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,好德而文,以世其家,吾以是铭之。铭曰:懿敏公的儿子王巩,跟我交游,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,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,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。铭曰:

“呜呼休哉!魏公之业,与槐俱萌;封植之勤,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,四方砥平。归视其家,槐阴满庭。吾侪小人,朝不及夕,相时射利,皇恤厥德?庶几侥幸,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,其何能国?王城之东,晋公所庐;郁郁三槐,惟德之符。呜呼休哉!“啊,多么美好啊!魏公的家业,跟槐树一起萌兴。辛劳的培植,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。他辅佐真宗、必下太平,回乡探家,槐荫笼庭。我辈小人,一必从早到晚,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,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?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,不种植就能收获。如果没有君子,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?京城的东面,是晋国公的住所,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,象征着王家的仁德。啊,多么美好啊!”

上必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,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?难道上必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?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:“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必命,必命胜于人为因素。”世上议论必道的人,都不等上必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,因此认为必是茫茫无知的。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,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。盗跖可以长寿,孔子、颜回却遭受困厄,这都是上必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。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,起初被蓬蒿围困,遭牛羊践踏,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,经千年而不凋零,这就是上必赐予它的必性。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,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,这也是上必确定已久的。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,上必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,这是明白无疑的。 国家将要兴盛时,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,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,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,共享必下的福禄。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,显赫于后汉、后周之间,先后在太祖、太宗两朝任职,文武忠孝,必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,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,不为当世所容。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,说:“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。”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(王旦),在真宗皇帝景德、祥符年间做了宰相,当时朝廷政治清明,必下太平,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。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,第二必就去取,可能得到,也可能得不到了。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,以求上必的福报,在几十年之后,得到了必然的回报。如同手持契约,亲手交接一样。我因此知道上必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。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(王旦),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。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,出外带兵、入内侍从三十多年,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。上必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?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?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(王佑)与李栖筠(唐代贤相)相比,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、正直气节,确实不相上下。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,孙子李德裕,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,但忠恕仁厚,则不如魏公父子。由此可见,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!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,跟我交游,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,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,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。铭曰: “啊,多么美好啊!魏公的家业,跟槐树一起萌兴。辛劳的培植,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。他辅佐真宗、必下太平,回乡探家,槐荫笼庭。我辈小人,一必从早到晚,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,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?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,不种植就能收获。如果没有君子,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?京城的东面,是晋国公的住所,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,象征着王家的仁德。啊,多么美好啊!”

三槐堂铭注解

1
汉、周之际:指五代的后汉、后周。
2
魏国文正公:指王旦,封魏国公,谥文正。
3
左契: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,左契凭以索偿。美。
4
皇:通“遑”,闲暇。
5
有:通“又”。

三槐堂铭赏析

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,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《三槐堂铭》,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,正是一门忠义,百世流芳,历经千百年之后,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。

王氏先祖王祐,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,出身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。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,都担任后唐的官职,一生忠厚勤勉,廉洁奉公。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,才气横溢,他的文章立意高远,文辞优美,被人们争相传诵。

步入仕途之后,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。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,军阀掌权、战乱纷起,朝代频繁更替,许多将帅背叛君主,拥兵自立。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,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,不要投降契丹,因此得罪了杜重威。遭到贬谪后,王祐仍然撰写文章,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。

宋朝建立后,王祐曾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员外郎等官职。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,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,致使政务腐败散乱。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,调查符彦卿的情况,看他是否图谋不轨。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,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。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,把事实禀告皇上,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,来担保符彦卿无罪。他直言上疏给皇上:「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,大多因为猜忌大臣,滥杀无辜,所以在位时间很短,希望陛下引以为戒。」符彦卿因此免罪,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。王祐在同僚有难时,不落井下石,而能仗义执言,舍己救人,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,必将荫蔽子孙。

王祐很有才干,而又品行端正,不攀附权贵。他文武忠孝的德行,被天下人赞叹,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。然而,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,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,想方设法排挤他,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。

晚年的时候,王祐将「治国、平天下」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,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,说:「我们家的后代子孙,一定有位列三公的,此树可以作为见证。」果然,他的预言成为现实,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,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,当时政治清明、天下太平,王旦被人称为「太平良相」。

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,都不负父望,德才兼备,学业有成。长子王懿,曾任江西袁州知府,政绩颇佳。三子王旭,也是著名的清官,先后在缑氏(今河南偃师县)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等地为官,都有卓越的政绩,最后积劳成疾,病逝于任上。

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,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,勤奋好学,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,气宇非凡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,王旦考中进士之后,出任平江知县。他体察民情、关心民众,以道德教化百姓,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,人民安居乐业。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,赞赏王旦的善政,并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
一般人认为,朝中有人好做官。历朝历代,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。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。后来,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,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,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,负责官员的考课。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,王旦为了避嫌,主动提出来辞职,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。王旦识大体、顾大局,甘于淡泊的度量,深受宋太宗的嘉许。

等到真宗的时候,王旦作了宰相,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,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。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,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。自从王旦当宰相后,就避嫌在家,不再任职。真宗知道后,就把王旦叫来,说:「以前的朝代,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,何况朝廷任人惟贤,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,使令弟怀才不用呢?」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,掌管司法,王旦一再推辞,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。

王旦有三个儿子,长子王雍、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。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,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,为了避嫌,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,直到王旦去世时,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。唯有三子王素,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,没受到避嫌的影响,仕途比较顺利。

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,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。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,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,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,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,王旦不置可否,结果苏耆落选。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,真宗想召来加官,王旦竭力推辞,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。

王旦身为宰相,以天下国家为己任,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,不举亲眷,不谋私利,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。正己才能正人,所以,王旦为相十八年,家中常常宾客满堂,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。王旦并非不爱才,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。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,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,绝不放过,一定会推荐给皇上。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,总是默默地这样做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后来史官修订《真宗实录》时,看到王旦的奏章,才知道许多大臣,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,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。

作为当朝宰相,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,王旦内修严谨,但又宽厚待人,对家人关怀爱护。王氏族人众多,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,个个友爱笃实,好学勤俭,使人们叹为观止。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,大家都欣然接受,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,更不作威作福,盛气凌人。

王旦一生的德行,可以说是「八德」具足,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。据传记记载,他清正廉洁,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,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。家里的衣服被褥,家具炊器,都朴实无华。不仅自己简朴,他也谆谆善诱,教导子弟。有一次,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,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,想购买一条。他拿着去请示王旦,王旦也不说什么,只是让他系在腰上,然后问他:「如今还好看吗?」王旭说:「系在自己腰上,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?」王旦淡淡地说:「自己负载着重物,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,不是太劳神了吗?」王旭恍然大悟,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。

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,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,王旦都以「这是先辈的旧居,不忍拆除」为理由,多次推辞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,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?他回答道:「儿孙当要自立自强,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,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。」王旦所重视的,不是钱财,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。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,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。王旦深信,「根深枝自茂,源远流自长」,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,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,以缅怀祖德,激励后人。

后来,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,王旦的孙子王巩,在翻修故居、建立「三槐堂」的时候,特意请苏轼撰写《三槐堂铭》,以此勉励王氏后人,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。

《易经》云:「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」在王旦的下一辈中,王家又出了王素、王质、王端三个进士,都是德才兼备,孙辈、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。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,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,《宋史》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。自宋以来,悠悠千百余年,虽然历尽人世沧桑,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,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,牢记先祖的教诲,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,艰苦奋斗;为官者廉洁自持,秉公正直。

追溯先祖的德范,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,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:「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」「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」三槐王氏家族,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、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,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。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,行孝行善,其福泽荫庇,方能长润后世。而「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」,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,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,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,切勿懈怠放肆,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!

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,根深叶茂,充满活力,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。透过它的枝干,把正直、坚强、忠厚、智慧传递;透过它的叶脉,将忠诚、仁义、宽容、善良撒播。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,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,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、文化的瑰宝,是文明的源头活水。我们惟有秉承祖志,矢志不移,才能面对任何挑战,生生不息,源远流长。

作者简介

苏轼
苏轼 宋代诗人

(1037年1月8日-1101年8月24日)字子瞻、和仲,号铁冠道人、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、苏仙,汉族,眉州眉山(四川省眉山市)人,祖籍河北栾城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,历史治水名人。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,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。文纵横恣肆;诗题材广阔,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比喻,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;词开豪放一派,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,并称“苏辛”;散文著述宏富,豪放自如,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苏轼善书,“宋四家”之一;擅长文人画,尤擅墨竹、怪石、枯木等。作品有《东坡七集》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乐府》《潇湘竹石图卷》《古木怪石图卷》等。

(1037年1月8日-1101年8月24日)字子瞻、和仲,号铁冠道人、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、苏仙,汉族,眉州眉山(四川省眉山市)人,祖籍河北栾城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,历史治水名人。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,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。文纵横恣肆;诗题材广阔,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比喻,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;词开豪放一派,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,并称“苏辛”;散文著述宏富,豪放自如,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苏轼善书,“宋四家”之一;擅长文人画,尤擅墨竹、怪石、枯木等。作品有《东坡七集》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乐府》《潇湘竹石图卷》《古木怪石图卷》等。
方山子,光、黄间隐人也。
少时慕朱家、郭解为人,闾里之侠皆宗之。
稍壮,折节读书,欲以此驰骋当世,然终不遇。
晚乃遁于光、黄间,曰岐亭。
庵居蔬食,不与世相闻。
弃车马,毁冠服,徒步往来山中,人莫识也。
见其所著帽,方耸而高,曰:“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?
”因谓之方山子。
余谪居于黄,过岐亭,适见焉。
曰:“呜呼!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。
何为而在此?
”方山子亦矍然,问余所以至此者。
余告之故。
俯而不答,仰而笑,呼余宿其家。
环堵萧然,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。
余既耸然异之,独念方山子少时,使酒好剑,用财如粪土。
前十九年,余在岐山,见方山子从两骑,挟二矢,游西山。
鹊起于前,使骑逐而射之,不获。
方山子怒马独出,一发得之。
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,自谓一世豪士。
今几日耳,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,而岂山中之人哉?
然方山子世有勋阀,当得官,使从事于其间,今已显闻。
而其家在洛阳,园宅壮丽与公侯等。
河北有田,岁得帛千匹,亦足以富乐。
皆弃不取,独来穷山中,此岂无得而然哉?
余闻光、黄间多异人,往往佯狂垢污,不可得而见。
方山子倘见之欤?
国于南山之下,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。
四方之山,莫高于终南;而都邑之丽山者,莫近于扶风。
以至近求最高,其势必得。
而太守之居,未尝知有山焉。
虽非事之所以损益,而物理有不当然者。
此凌虚之所为筑也。
方其未筑也,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。
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,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。
曰:“是必有异。
”使工凿其前为方池,以其土筑台,高出于屋之檐而止。
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,恍然不知台之高,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。
公曰:“是宜名凌虚。
”以告其从事苏轼,而求文以为记。
轼复于公曰:“物之废兴成毁,不可得而知也。
昔者荒草野田,霜露之所蒙翳,狐虺之所窜伏。
方是时,岂知有凌虚台耶?
废兴成毁,相寻于无穷,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,皆不可知也。
尝试与公登台而望,其东则秦穆之祈年、橐泉也,其南则汉武之长杨,五柞,而其北则隋之仁寿,唐之九成也。
计其一时之盛,宏杰诡丽,坚固而不可动者,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?
然而数世之后,欲求其仿佛,而破瓦颓垣,无复存者,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,而况于此台欤!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,而况于人事之得丧,忽往而忽来者欤!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,则过矣。
盖世有足恃者,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。
”既以言于公,退而为之记。
亭以雨名,志喜也。
古者有喜,则以名物,示不忘也。
周公得禾,以名其书;汉武得鼎,以名其年;叔孙胜敌,以名其子。
其喜之大小不齐,其示不忘一也。
予至扶风之明年,始治官舍。
为亭于堂之北,而凿池其南,引流种木,以为休息之所。
是岁之春,雨麦于岐山之阳,其占为有年。
既而弥月不雨,民方以为忧。
越三月,乙卯乃雨,甲子又雨,民以为未足。
丁卯大雨,三日乃止。
官吏相与庆于庭,商贾相与歌于市,农夫相与忭于野,忧者以喜,病者以愈,而吾亭适成。
于是举酒于亭上,以属客而告之,曰:“五日不雨可乎?
”曰:“五日不雨则无麦。
”“十日不雨可乎?
”曰:“十日不雨则无禾。
”“无麦无禾,岁且荐饥,狱讼繁兴,而盗贼滋炽。
则吾与二三子,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,其可得耶?
今天不遗斯民,始旱而赐之以雨。
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,皆雨之赐也。
其又可忘耶?
”既以名亭,又从而歌之,曰:“使天而雨珠,寒者不得以为襦;使天而雨玉,饥者不得以为粟。
一雨三日,伊谁之力?
民曰太守。
太守不有,归之天子。
天子曰不然,归之造物。
造物不自以为功,归之太空。
太空冥冥,不可得而名。
吾以名吾亭。
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枭》,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,常窃悲周公之不遇。
及观《史》,见孔子厄于陈、蔡之间,而弦歌之声不绝,颜渊、仲由之徒相与问答。
夫子曰:“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’,吾道非邪,吾何为于此?
”颜渊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
虽然,不容何病?
不容然后见君子。
”夫子油然而笑曰:“回,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
”夫天下虽不能容,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。
乃今知周公之富贵,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
夫以召公之贤,以管、蔡之亲而不知其心,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?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,皆天下之贤才,则亦足与乐矣!轼七、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;而又有梅公者,从之游,而与之上下其议论。
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,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,而自乐其乐也。
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,求斗升之禄,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
来京师逾年,未尝窥其门。
今年春,天下之士,群至于礼部,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。
诚不自意,获在第二。
既而闻之,执事爱其文,以为有孟轲之风;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,是以在此。
非左右为之先容,非亲旧为之请属,而向之十余年间,闻其名而不得见者,一朝为知己。
退而思之,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。
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矣。
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闾巷小民,聚观而赞叹之,亦何以易此乐也。
《传》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
”盖“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”。
执事名满天下,而位不过五品。
其容色温然而不怒,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,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。
轼愿与闻焉。
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
坐观其变,而不为之所,则恐至於不可救;起而强为之,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。
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,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,以求成大功;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,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。
天下治平,无故而发大难之端;吾发之,吾能收之,然后有辞於天下。
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,使他人任其责,则天下之祸,必集於我。
昔者晁错尽忠为汉,谋弱山东之诸侯,山东诸侯并起,以诛错为名;而天子不以察,以错为之说。
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,不知错有以取之也。
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
昔禹之治水,凿龙门,决大河而放之海。
方其功之未成也,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;惟能前知其当然,事至不惧,而徐为之图,是以得至於成功。
夫以七国之强,而骤削之,其为变,岂足怪哉?
错不於此时捐其身,为天下当大难之冲,而制吴楚之命,乃为自全之计,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。
且夫发七国之难者,谁乎?
己欲求其名,安所逃其患。
以自将之至危,与居守至安;己为难首,择其至安,而遣天子以其至危,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。
当此之时,虽无袁盎,错亦未免於祸。
何者?
己欲居守,而使人主自将。
以情而言,天子固已难之矣,而重违其议。
是以袁盎之说,得行於其间。
使吴楚反,错已身任其危,日夜淬砺,东向而待之,使不至於累其君,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,虽有百盎,可得而间哉?
嗟夫!世之君子,欲求非常之功,则无务为自全之计。
使错自将而讨吴楚,未必无功,惟其欲自固其身,而天子不悦。
奸臣得以乘其隙,错之所以自全者,乃其所以自祸欤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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